从今年第一季度观察来看,美国经济出现三个突出特征:经济增速强劲、通胀居高不下和劳动力市场紧张。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,美国如果想保持经济增速,维持低失业率,遏制通货膨胀,一个合理选择是加息。通过增加资金使用成本,降低投资市场货币需求,促进资金回笼,再配套缩表操作(释放优质资产,回笼货币),减少流通中的现金,让疫情期间接近9万亿美元的货币超发规模降下来,最终实现降低通货膨胀,让经济软着陆式地继续维持高增长。

美联储正是这样做的。美东时间5月4日,美国宣布单次加息50个基点,这也是2000年5月以来的最大加息幅度;同时,从6月份开始以每个月475亿美元的速度缩表,3个月后上限提高一倍,即增至每月950亿美元。这样一来,到年底将会有6000亿美元的资产缩表。

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表示,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上,连续加息50个基点是可能的,当前并没有积极考虑单次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。换句话说,美国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出台和管理保持了相当的乐观信息。市场的反应也是积极的。第二天,美国国债集体反弹,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4个基点。中期债券收益率下跌,中长期收益率倒挂的可能性降低,这意味着美国投资和消费者的预期得到较大意义上的改观。

但人们不禁要问,美国长期的量化宽松政策,加上新冠疫情后特朗普政府一年增发了6万亿美元货币,拜登时期又增加2万亿美元,美国经济中原来的流通汇总现金才2万亿美元,这一超过货币基数2.7倍以上的货币超发,怎么会不出现里根时期美国物价超过12%的高通胀现象呢?

原因在于,20世纪80年代以后,美元成为世界核心货币,加上世界范围内形成跨区跨境的高能货币流动市场,使得美国超发的货币经过国内B2B厂商中间品市场和B2C零售市场购买之后,都会在国际货币市场走一圈,有的跌落在资本市场,有的变为其他经济体的储备货币增加,有的变为资本账户外币增加。也就是说,美国原本的货币超发,变为全世界货币一二级市场、资本一二级市场的摊平式分担。美国的做法本质上就是,让世界不期性的冲突增加,各国央行储备更大的风险储备金,以帮助华盛顿规避掉超发货币的巨额通货膨胀风险而已。

这一世界货币体系的内在制度漏洞给发展中经济体,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巨大风险。当前世界经济处在下行期,俄乌冲突叠加新冠肺炎疫情,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。当前,世界各国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大环境和负责任的核心货币举措,美国恰好反其道而行之。

从今年3月份开始,斯里兰卡货币卢比连续大幅贬值,伴随而来的是物资短缺、物价高涨、供电紧张等问题。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,4月中旬,斯里兰卡政府决定在完成债务重组前,暂时中止偿还全部外债,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。小国动荡,大国也不能幸免。虽然欧洲大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用大规模货币刺激经济,但是受俄乌冲突影响,欧洲物价也飙升至历史高位。

历史上美联储多次加息,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诸多不确定性。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大涨,1980年8月美联储为应对滞胀开始连续加息,拉美国家此前的外债多为浮动利率,美联储加息导致这些国家借贷成本骤升,债务负担加剧,终于引发了拉美多国经济持续衰退,以致整个20世纪80年代被看成拉美地区“失去的十年”。1997年至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,美联储也曾持续多次加息。当美联储在2003年宣布将会考虑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之时,也曾引发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动荡。人们开始怀疑,如今美联储超发货币后不断加息,世界各经济体是否会进入下一个“失去的十年”?严格来说,当前美国的做法有使世界经济体朝这个方向导轨的趋势。如果疫情不止,俄乌冲突升级,全球油价持续上涨,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衰退,那将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螺旋。

即使如此,世界经济还是有走出下行危机的可能性。当前,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技术拼图在各国接近完成,如果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能够联合起来,反对某些国家单边主义和制造冲突的错误做法,在数字经济里大做文章,世界经济仍然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(作者分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深圳市湾区数字经济与科技研究院研究人员)

来源:环球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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